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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農業政策與農業現代化
摘要：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農業政策具有調節農村生產關系、自覺運用農業經濟規律、維護農民整體的長遠利益、促進科技發展等多重作用。當前，應當加強擴大農業規模經營、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完善農業宏觀調控、提高農民收入等政策研究，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關鍵詞 ：農業政策重要性 發展研究
新中國的農業經濟建設是以半封建的農村生產關系為起點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勞動生產率低等特點。中國革命的勝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農村生產關系。要使中國農業迅速進入現代農業的運行軌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其中政策處于首要地位。
（一）
回顧新中國農業發展史，每一個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確政策引導的結果。
1950年，國家頒布《土地改革法》，根據形勢的發展對1947年制定的《土地法大綱》作了重大修改：第一，對富農由征收多余土地財產改為保留富農經濟；第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只要未超過當地人均占有土地的一倍，可不征收；第三，對地主，除沒收他們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鄉村中多余的房屋之外，其他財產不予沒收；第四，城市郊區土改后沒收的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同時，對少數民族、華僑等特殊土地問題，作出了比較靈活的規定。
符合當時實際國情的正確政策受到輿論的一致擁護，迅速促成了農村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它不但使土改工作進行得既迅速又徹底，而且保證了農業生產在這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中，不但沒有受到損害，而且有了很大的增長。1950年至1952年，農業總產值各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7.8％、9.4％、15.2％。這是世界農業經濟史上的奇跡。
1953年，國家開始通過政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道路。當時采取“積極引導、穩步前進”的方針、以“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國家幫助”為原則。同時規定不得侵犯中農利益，對富農經濟則采取從限制到逐步消滅，即把消滅剝削階級同改造剝削分子結合起來。而國家則在技術、財政、經營管理、產銷服務等多方面給農業合作化有力的支持。
這些政策措施完全符合農民的覺悟程度和生產力發展狀況，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促成了1956年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拿1957年與1952年相比較，糧食產量增長19％，棉花產量增長26％，分別比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增長33％、93％。同時，5年內全國擴大耕地面積5867畝，農用拖拉機增長12.3倍，生豬存欄數增長62.3％，水產總量增長87％，水利、林業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大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黨果斷地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體制，逐步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體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經營管理體制，還土地使用權和生產經營管理權于農民，這一政策使農民群眾內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迸發了出來，使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再次形成高潮，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魔術般”奇跡。農村改革開放16年，我國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30477萬噸增長到1994年的44450萬噸；棉花由216.7萬噸增長到425萬噸；油料由521.8萬噸增長到1984萬噸；豬牛羊肉由856.3萬噸增加到3670萬噸；水產品由466萬噸增長到2098萬噸。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農業經濟的持續增長，為全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我們也嘗過政策失誤給農業生產帶來的苦果。例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不顧客觀實際可能，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的產物。這次政策失誤導致農業總產值由1957年的537億元下降為1960年的415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降幅22.7％。同期，糧食產量下降26.4％，總產量還低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產量下降35.2％，油料產量下降54.8％，生豬存欄數下降43.6％。農業經濟的倒退當然與嚴重的自然災害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問題還是出在“左”的政策上，據統計，1959年受災農田2億畝，糧食減產200—300億斤，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糧食減產300—400億斤，這個數字雖然不小，但在全國糧食減產總數中只占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大量調用農村青年勞動力，一平二調、高征購（從1957年至1960年，糧食征購占產量比重由24.6％增加到35.6％）等措施，違背了農業經濟發展規律，導致了實踐中的事與愿違。盡管國家用于農業投入的資金由1957年的12.7億元增加到1960年的49.9億元，占全國經濟建設投資比重由9.2％上升到13％，拖拉機、化肥等支農工業也有很大發展，但是，工業建設發展過快過急，嚴重地擠了農業。1957年，我國工業與農業產值比重為5.7：4.3，1960年變為8：2。農業經濟的削弱迅速導致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全局性困難。
（二）
政策在新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中處于首當其沖的重要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綜合性的。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業政策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調節器”。
中國革命的成功打破了舊的農村生產關系，解放了農業勞動生產力。但新的生產關系形成之后，其內部關系不是凝固不變的。它需要隨生產力運動和農村綜合狀況的變化而調整、完善和提高。在這個過程中，政策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通過生產關系的三要素而明顯地體現出來。首先，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要通過政策給予界定并上升為法律形式。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否分離、怎樣分離、分離的程度等也必須通過政策給予界定。其次，農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他們的相互關系要受到政策的調整和制約。在過去高度集權的管理模式中，農民之間的生產地位雖然平等，但他們是一種“勞動競賽”關系，都是集體單位中的單純勞動分子。現階段，農民責、權、利集于一身，是生產經營的主持人。農民的生產地位仍然平等，而相互關系卻是“市場競爭”關系。再次，農業產品的分配形式也必然在政策引導的范圍內進行。集權管理政策導致類似計時工資的按潛在勞動分配，因而“工分”是農民的“生命線”。生產責任制強調的是類似計件工資的按凝結勞動分配，因而經濟效益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由“想千分”到“想千斤”的思想變化，正是改革政策導向的結果。
第二，農業政策是農業經濟規律的“操作員”。
與其他經濟規律一樣，農業經濟規律也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們只能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為發展農業經濟服務。農業政策的制定必須建立在農業經濟規律的基礎之上。如果把農業經濟規律比作是一臺性能復雜的高級計算機，那么，政策就是認識和掌握這臺計算機的原理和功能，并運用它為農業現代化服務的操作員。
我國農村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自然條件差異大，社會化生產程度低，農業經濟的發展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它在生產力的布局、價值的決定與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競爭的內容與形式、物質利益的分配與實現等各方面，都與工業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區別。準確認識和正確運用農業經濟規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依靠科學的論證和實踐的檢驗，決不是靠簡單的“一刀切”所能解決的問題。認識上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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