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的思考
論文摘要 財產性強制措施被濫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偵查人員的違法行為鮮有得到相應處罰的。本文對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思考。 論文關鍵詞 財產性強制措施 運行機制 犯罪證據
一、我國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在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的封閉性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有權決定并執行搜查、扣押、凍結等財產性強制性措施；而且“在執行逮捕、拘留的時候，遇有緊急情況，不另用搜查證也可以進行搜查�！边@就意味著：在情況緊急的情況下，現場的偵查人員就有權決定并執行搜查這一財產性強制措施。這種“自己決定、自己執行”的封閉性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不僅增大了財產性強制措施的監督難度，不利于實現良好的監督效果；而且這種啟動程序的隨意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財產性強制措施的濫用，從而威脅到人們合法財產權利的正常保護。設置嚴格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制定明確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標準，從源頭上預防財產性強制措施的濫用，是規范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的必然要求。
�。ǘ┴敭a性強制措施啟動標準的模糊性
與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啟動程序呈現封閉性的特征相類似，我國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啟動標準方面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原則性規定，缺乏具體而明確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標準。根據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關于財產性強制措施的規定，“在偵查活動中發現的可用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各種財物、文件，應當查封、扣押；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钡悄男┴斘锖臀募c案件有關，哪些財物和文件與案件無關，卻沒有一個明確、具體的標準。特別是在“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時，更是由“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即可采取相應的財產性強制措施。這種模糊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標準直接導致了財產性強制措施在執行環節的隨意性。
�。ㄈ┴敭a性強制措施執行環節的隨意性
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對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啟動標準給予明確、具體的說明，在封閉性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下，偵查機關在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環節的隨意性似乎就成為了一種必然。司法實踐中，超期扣押、任意查封、無限期凍結等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亂象層出不窮，讓民眾深惡痛絕。2001年2月21日，陳某的一輛三菱貨車因涉嫌是贓車被F省某市公安局C區分局扣押。后陳某提供了該車的全套合法手續，卻依然沒能讓C區分局解除對該車輛的扣押。直至2003年6月30日，陳某被告知該車已經被沒收處理，并收到了一份罰沒收據，收據載明：“案由：非法改裝車，處罰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4條”，注明的處罰時間是2002年10月22日。這樣一起嚴重超期扣押涉案物品的案件充分暴露了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環節的隨意性，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其根源就在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僅僅規定了涉案財物“經查明確實與案件無關的，應當在三日以內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予以退還”，卻沒有對偵查機關應當在公民的財物被采取強制措施后的多長時間內查明涉案財物是否與案件相關。這就使得當事人即使能夠及時發現并舉報這種“超期扣押、任意查封、無限期凍結”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偵查機關仍可把“未查明”當作借口來逃避檢察機關對此類行為的監督與處理。
�。ㄋ模┴敭a性強制措施終結手續的滯后性
同時，受制于財產性強制措施終結手續的滯后性，即使偵查機關的審查結果已經確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財物與案件無關，其也很少依法主動返還，私自使用、調換、損毀、拒不返還涉案財物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可謂是司空見慣。即便是少數當事人依法提出了解除財產性強制措施的要求，偵查機關也往往會尋找種種借口不予理會。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與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對偵查人員濫用財產性強制措施將依法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作出相應的規定密切相關。因此，盡快建立完善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外部監督機制，強化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實效性已經刻不容緩。
�。ㄎ澹┴敭a性強制措施監督機制的缺失性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了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違法實施人身強制措施以及違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凍結等偵查措施”有權向司法機關申訴或者控告的權利，《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86條至第390條也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違法偵查行為可以通過口頭通知糾正、督促回復、書面發送糾正違法通知書和移送上級等方式予以糾正。豍但由于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性的財產性強制措施監督機制的缺失，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的監督效果并不明顯，加強財產性強制措施監督機制建設，進一步完善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勢在必行。
二、完善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的若干建議
人身權和財產權作為憲法確認的兩項基本權利，其本身并不存在輕重緩急之分。完整的刑事強制措施體系應當同時包括人身性強制措施和財產性強制措施，這既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人權保障的現實要求。
�。ㄒ唬┟鞔_將財產性強制措施納入強制措施體系
美國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明確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德國、日本、英國等國家也都將人身性強制措施和財產性強制措施都列入了強制措施體系。順應世界歷史潮流，明確將財產性強制措施納入強制措施體系，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發展的必然方向。從財產性強制措施的特征來看，其也完全符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強制措施的標準，即涉及憲法性權利、適用條件和程序的嚴格性、適用目的的非懲罰性。根據我國《憲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對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進行暫時限制或者剝奪，就是對公民憲法性權利的侵犯。所以，財產性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和程序應該與人身性強制措施一樣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必須是出于“查明犯罪事實、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的特定目的方才可以啟動。同時，考慮到財產性強制措施本身只是一種預防性的偵查手段，而非懲罰性措施，因此，對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啟動必須實行嚴格的審查機制，對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必須建立全面的跟蹤監督機制，對濫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行為必須堅決追究其違法責任。
（二）構建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的審查機制
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貪腐。“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豎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的啟動程序采取的是偵查機關的自我控制模式，為了實現執行權與監督權的有機平衡，打破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的封閉性，建立執行主體與審批主體相分離的制約模式迫在眉睫。立足我國“一府兩院”的憲政架構，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構建起一套以“檢察機關為主、審判機關為輔”的財產性強制措施啟動程序審查機制，是我國財產性強制措施運行機制的現實選擇。
�。ㄈ⿵娀敭a性強制措施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
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活動中之所以會出現超期扣押、任意查封、無限期凍結等濫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亂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外部監督機制的不完善。為了強化對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通過設立獨立的保管機關、建立暢通的當事人參與機制、完善相應的執行信息公開制度和執行流程外部考評制度等措施來提高執行環節透明度，拓展監督渠道，有助于提升法律監督的實效，并最終促進財產性強制措施執行活動的規范化。
�。ㄋ模┩晟茷E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責任追究機制
財產性強制措施被濫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偵查人員的違法行為鮮有得到相應處罰的。為了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達到“慎權自律”的社會功效，必須加大對偵查人員濫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懲戒力度，堅持有過必罰，罰當其過，只要偵查人員在執法中故意或過失濫用扣押、查封、凍結等財產性強制措施，并造成侵權事實的，必須無條件辭去或被免除最高法律或行政職務，并根據查實的違法事實及具體情節，予以進一步的黨紀政紀處分或法律追究，從而真正做到“侵權必罰”。我們相信，在完善的濫用財產性強制措施的責任追究機制制約下，規范適用財產性強制措施、充分保障公民財產權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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