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崛起創造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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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崛起創造奇跡

聞名于世的徽商，萌芽于東晉，成長于唐宋，到了明成化年間（1465年至1485年）因實行新鹽法（即開中法）徽商遂騰飛于中國商場。清初順、康、雍、乾已是黃金時代...

今天，我們踏入徽州，立刻就會被徽州獨特的建筑、精美的雕刻、濃郁的鄉土文化與人文景觀所吸引：屯溪的老街、歙縣的許國牌坊、祠堂及屯溪柏樹街東里巷的明代成化年間禮部右侍郎程

敏政所建的三幢“程氏住宅”；徽墨、徽硯、繪畫、經學、醫學、徽劇等，這是徽商創造的又一奇跡。先前史學家們在談及徽商時，覺得他們身上有別于其他商幫的地方，是“左商右儒”，是說徽州人第一是經商，第二是考學。發家致富之后，他們普遍的做法是“左商右儒”，讀書入仕變成他們又一個主攻目標。另外，徽商的可貴之處就是發跡之后，他們不是守財奴，不做金錢的奴錄，嗜錢如命。他們很有發展眼光，興師重教，將大筆錢財投向教育：建學院、蓋會館、請名師，不惜重金培養下一代。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于南宋，發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葉，盛于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后達六百余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經濟中心下移，促使其臨近地區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中原文化也隨之被引入江南。徽正處在當時東南經濟要區蘇浙中心，南北交往要沖，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徽地主經濟向商業經濟轉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為經營茶、墨、紙、木“行買四方”的記載，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從商增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實，徽州人通常十二、三歲就要到城里當學徒。因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農民從事其他勞動，明代《安徽地志》說：“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經營，多數受傭于他人，并非“生而善買”，而是當時社會因素和徽人刻苦經營所造就的。嘉慶《徽州府志》就指出：徽人“善儀容，有口才”，“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買之所入視帝郡倍厚”。徽州人從“求衣食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于斯、長于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朽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是我國十大商幫之一，從實力上來看可以與山西商幫相抗衡。傅衣凌先生解釋：所謂徽商，蓋指以新安江流域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區的歙縣、祈門、休寧、績溪、黟縣五縣以及與之相鄰的江西婺縣。從地域上看，這個地區屬于貧瘠的山區，山多田少。中國歷史上兩個著名商幫：徽商與晉商皆處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必須另謀他路。這種生存條件劣勢造就了他們只有華山一條道：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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