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格非發(fā)表獲獎的感言
在接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個重要的獎項之際，請允許我簡要地追溯一下中國長篇小說的源流。
眾所周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巴金先生、李劼人先生等一批文學巨匠，熔鑄古今，會通中西，共同奠定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基石，并由此確立了長篇敘事文學的嶄新高度。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有別于古典小說的新的敘事傳統(tǒng)。作為后輩作家，我們多年來一直受到這個傳統(tǒng)的護佑和滋養(yǎng)。
如果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就將看到聳立在遠處的另一個巔峰。我指的是由《水滸傳》和《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說的傳統(tǒng)。李劼人曾說，一直要等到司湯達和福樓拜等人出現，西方小說才有資格與明清章回體小說相媲美。
在我看來，不論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還是明清章回體小說，其實都深深地扎根于偉大的史傳文學的沃土之上。《春秋》和《史記》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的.開頭，是這樣來描述自己寫作《史記》的初衷的。他父親司馬談曾感慨說，周公死了以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如今孔子死了差不多五百年了，有誰能夠出來正《易傳》、續(xù)《春秋》，紹述《詩》《書》《禮》《樂》之旨？司馬遷認為，父親所暗示并寄予希望的這個寫作者正是自己。在《太史公自序》的另一處，司馬遷引述孔子的話，接著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認為，上述兩段話能夠準確地反映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緣起和宗旨。這個宗旨也為后代的史學家如陳壽、裴松之、歐陽修等人所繼承，它不僅是史家著書立說的基本準則，也深刻地影響到敘事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寫作。如果讓我來簡單地概括一下這個抱負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風俗。
司馬遷的遺產對于今天的寫作者而言，往往意味著出神入化的敘事技巧、奇崛瑰麗的修辭方法、錯綜含蓄的文體結構以及樸素華美的語言風格，也許很少有人會想起司馬遷當初的敘事抱負和寫作使命。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寫作日趨娛樂化的時代，司馬遷的偉大抱負對我們是一個必要的提醒。因為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文學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矯正力量。文學寫作不僅僅關乎娛樂和趣味，也關乎良知，關乎是非，關乎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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