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名人故事
朋友之間，一是相互欣賞，二是相互激活，三是彼此交流。因為哪怕一個再用功的人，也不能窮盡世界上所有的學問。再說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也無須人人成為飽學之士。一個人在某個方面的建樹，取決于他能否打通、激活生命，釋放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能做到這樣，就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在近代史上，春暉中學的教工宿舍恐怕是最值得拿出來說的事情之一。春暉中學是浙江上虞鄉下的一所中學。當年在該校校長經亨頤的努力下，才將一批優秀的文人聚集到這里，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朱光潛、匡互生、王任叔（巴人）是任課老師，蔡元培、俞平伯、劉大白、葉圣陶、胡愈之、陳望道亦曾應邀來講學，還有一代宗師李叔同、何香凝、張大千、黃賓虹、柳亞子也曾在這里小住。
春暉中學最值得一提的區域，要數后門的宿舍區，沿著白馬湖邊是一排粉墻黛瓦的房子，這里有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朱自清的老屋、豐子愷的“小楊柳屋”、夏丏尊的“平屋”等。
由于當時一股滅佛逐僧的風氣，讓李叔同處于“云水萍蹤，行無定所”的苦漂之中，這時候他的摯友夏丏尊、經亨頤和他的學生劉質平、豐子愷等人便募款集資在這里為他筑屋三間，取名“晚晴山房”，譜寫了一段師友情的`佳話。
豐子愷“小楊柳屋”里的一間小客廳，就是被朱自清稱為“一顆骰子似的客廳”，是當年文藝沙龍的活動中心。正是在這間屋子里，豐子愷、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以及兩劉（薰宇、叔琴）等人，相聚在一起，切磋“狂辯”，研討文學。要是風和日麗，他們便在那棵楊柳樹下，擺上一張八仙桌，炒一碗螺螄什么的，喝點黃酒，邊吃邊談文學與藝術，談東洋與西洋，海闊天空，無所不談。
其實這些文人，不但志同道合，他們之間還有親戚關系，比如經亨頤與廖仲愷、何香凝是兒女親家，夏丏尊和葉圣陶也是兒女親家。朱光潛后來回憶白馬湖這段往事時，曾這樣描述：“這批布衣先生，每在課余獲得閑暇的感覺，營造一種輕松的氛圍，追求一種美麗的趣味。”事實上，正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學主張、相同的審美情趣，終于形成一個嶄新的散文流派——“白馬湖派”。
無獨有偶，20世紀50年代，北京東城芳嘉園15號的四合院里，住著收藏家王世襄一家。據有心人回憶，這個院子里種滿紫藤，竹籬笆上爬滿牽牛花和癩葡萄。王世襄還用青石板做了一張桌子，配上幾個瓷墩兒，夏天可以坐在院子里乘涼、喝茶、聊天。
沒想到1956年，國家開始對私房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按人口計算，如果有多余的房子就要出租。當時房管局和居委會天天有人上門動員王世襄將房子出租，不然就要在他家辦食堂或托兒所。試想一下，若是辦成食堂，整日吵吵鬧鬧，四合院里就沒有一天安靜的日子了。無奈之下，王世襄只好找自己的朋友來住，比如畫家黃苗子和郁風一家，比如創作《大鬧天宮》的漫畫家張光宇一家。
正是有這幾位藝術家住在芳嘉園15號，這里就成了北京文藝圈人士的聚集地，像文博界的張珩、啟功、朱家溍等幾位老人常來。畫家葉淺予、丁聰和人藝的演員呂恩也常往這兒跑。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王世襄、黃苗子、張光宇三家聯合請過一次客，屋里坐不下，就把桌凳放在院子里。王世襄把家里的大桌子全擺出來，一共坐了四桌，電影界、話劇界、美術界的人來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幾個，比如導演謝添、張正宇、吳祖光和丁聰等，三家人分頭做菜，然后端出來大家一起吃。但在那個年代，客人都自己帶糧票——那會兒糧食都是限量供應，客人來了可以不給錢，但要交糧票。
在那個年代，尤其是“反右”之后，文藝圈的政治空氣很緊張，然而正是這種民間友情，把這些人聯系在一起，也正是這種“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激活，讓這些人在藝術上都各有成就，并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文藝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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