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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勞動收入與保障體現制度優越性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日前公布，明確規定女職工生育或者流產的醫療費用，按照生育保險規定的項目和標準，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對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支付。這是1988年國務院發布《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后，我國對女職工保護的進一步細化和深化。相對于“老規定”而言，新規定擴大了使用范圍，覆蓋到所有用人單位及女職工（包括女農民工），同時也明確了產假待遇和生育險費用的支出。
以2012年胡錦濤提出“體面勞動”為標志，在多年“資本報酬優先、兼顧勞動報酬”的經濟發展后，提高勞動報酬，不僅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識，這種共識亦開始指導建設實踐。
我們看到，一方面，政府著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力求在初次分配中就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特別是近些年來，這種趨勢處于不斷加速之中。
事實上，提高對女職工的福利保障水平，只是近年來政府加大對勞動市場保障力度的一個縮影。2012年出臺的《勞動法》，就是從法律層面加大了對勞動者既定權益的保護，在當前勞資關系處于有利于企業的失衡中，政府“有形之手”就顯得尤為重要。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由于資本資源的相對稀缺和勞動力資源的相對過剩，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全部推給市場“無形之手”去矯正，恐怕仍將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在高GDP速度的背后，是低勞動力成本、低環境保護成本和低資源產品價格，這在經濟發展之初是不得已而有效的選擇。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之后，還繼續原先的這種粗放型的發展路徑已無法再凝聚起全社會的共識。因為發展不是改革發展的目的，人民幸福才是改革發展的目標，改革的成果必須盡可能多地由全社會成員共享，也就是說，需要逐漸推動形成一種新的發展路徑，提高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報酬。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在于具體地干預微觀勞動市場，不在于具體干預企業對于勞工的雇傭、干預勞動合同。政府所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為整個勞動力市場建立起一套法律和制度規范，保障勞動者的權益不受侵犯，以及受到侵犯之后能夠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比如，農民工的較低工資是一個當前經濟結構下的經濟現實，但欠薪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為社會提供“兜底”的社會保障，在力所能及的財政條件下，提高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福利。勞動報酬不僅只是貨幣工資和實物報酬，也包括社會保險，后者正是我們政府現在所積極從事的工作，也是服務型政府的應有之義，即逐漸弱化、淡化財政的投資屬性，而逐漸強化財政的民生屬性，從而將更多的錢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環保等民生領域。
因為勞動節，因為勞動之美，五月得享光榮之月，但如果光榮的勞動不致富，不是長久發展之道。政府對于勞動報酬和勞動保障在政策、法律、資源方面越來越多的傾斜，正是社會主義關于勞動創造財富世界觀的內在要求，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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