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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制造“就業率”的多重悖論
6月25日《新安晚報》消息：安徽少數高校提高就業率，扣發未就業學生畢業證。高校畢業班學生即將畢業離校，但少數高校為了提高學校的畢業生就業率，要求畢業生必須提供就業協議書和就業接收函，否則不發放畢業證書，少數畢業生就因此而拿不到畢業證書，個別甚至找到學校附近的小店隨意“簽約”。一邊是大學生缺乏“就業力”下“畢業即失業”的求職艱辛，一邊是一串串“高校制造”牌“就業率”的喜人情景，高校就業率的數字游戲成了“圈里人皆知”的皇帝的新衣，但可怕的是，就業率亂象下的瘋狂版本決不止于“與學校小店簽約”、“與倒閉了N年的企業簽約”般荒唐滑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說：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同理，從歷史經驗看，一個領域的國家公立機構大規模地玩數字游戲，往往是行政壓力的產物：高校給就業率注水的動機往往不外乎“就業率和自上而下的資源配置、政策支持等等的曖昧糾結”。
一是高校科學發展和就業率崇拜的悖論。“就業率”只是一個相當功利的現實主義指標，如果將就業率與招生、考評、撥款聯姻起來，無疑就為就業率注水埋下了伏筆；而一旦“就業率崇拜”成風，結果就與地方政府“GDP崇拜”走上了同一條路：只重數量不重質量。令人憂慮的是，在教育產業化和管理行政化并行的現狀下，“就業率崇拜”已經具備了自我加速的空間。部分高校早就“以就業率為中心”，大學教育的學術性、開放性、使命感等理念已經被唯就業率論引發的“重術輕道”思潮無情浸染，使得大學的科學發展日益傾向于口號意義和墻面色彩。
二是“就業率”本身蓄著計劃的小辮子跳著市場艷舞的悖論。統計就業率的時間是以計劃經濟年代為標準，6月30日是計劃年代離開即意味著分配到工作的日子；統計依據還是以派遣證（后來到就業合同）為法寶；在整個的就業流程中，大學一直取代了調控主體的政府反而成了最忙碌的婆婆……問題是：市場經濟下的就業是“期貨”而不可能都是“現貨交易”；就業本身是政府調控制下的市場行為，高校的過度熱心也是錯位；就指標本身而言，現行的統計數據無法衡量大學生的就業質量，因此就業率就變成了沒有“內涵”的就業率。目前就業率的計算公式也是比較搞笑的，就業率(%)＝(畢業生總人數-待就業畢業生人數)/畢業生總人數×100%。“待就業”是什么概念？按規定它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指有就業愿望，但畢業時尚未落實具體工作的畢業生，另一種是指暫時無就業愿望、擬升學、身體健康原因及其他原因暫不就業的畢業生——換句話說，只要能證明你沒閑者，就算就業了。
統計就業率的初衷是讓政府調整政策，讓民眾調整預期。當就業率的虛高成了盡人皆知的秘密、卻無人捅破這層窗戶紙，是該到了讓“高制造校”牌就業率壽終正寢的時候了吧，我們呼喚獨立機構的更科學更理性的就業率統計體系來結束眼下的就業率迷局，不然，一邊自己作弊注水就業率一邊讓學生誠信就業，這出戲對國家就業政策宏觀調控的反向張力、對公眾知情權的肆意踐踏、對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事實顛覆……每一條都比“注水肉”危害慘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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