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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職場女性的優(yōu)勢
過去數(shù)十年，伴隨著印度社會對根深蒂固的父權制的抗爭，一群受過教育的中產(chǎn)階級女性開始沖破“玻璃天花板”，在一些傳統(tǒng)由男性主導的行業(yè)中占據(jù)了領導地位，比如銀行業(yè)，咨詢公司及技術領域。據(jù)統(tǒng)計，在印度的大型銀行、保險公司及財富管理公司中，1/5都由女性當家。
美國新聞網(wǎng)站Quartz近日的報道指出，后性別時代，圍繞這些印度婦女的話題不外乎其職業(yè)軌跡及婚育、家庭生活等。這些婦女往往不易找到完全倡導男女平等的雇主，但即便如此，她們也不會輕易倒向做全職家庭主婦的生活。
報道中對印度一小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yè)女性群體進行了分析，認為相對于許多其他國家，即便是在西方自由國家的工作女性而言，印度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兩個優(yōu)勢——龐大的家族體系和廉價的家政服務，這些資源使得部分女性可以從家庭雜物中解放出來，在職業(yè)道路上尋求更高成就。
龐大家族體系解女性育兒之憂
Quartz報道稱，在西方社會，已婚夫婦與父母同住的情況并不常見，但是，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印度卻相當普遍。甚至在印度一些大城市，婚后的婦女通常也與男方父母甚至是親戚同住。
在印度傳統(tǒng)文化中，婆婆（丈夫的母親）常被描摹成充滿陰謀、偏狹的形象，而事實上，恰恰是這些婦女在大力推動印度女性的職業(yè)化進程。
“畢竟在印度，大家庭有著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印度職場傳奇女性、畢業(yè)于哈佛商學院的印度匯豐銀行前任董事長奈納·拉爾·基德瓦伊（Naina Lal Kidwai）在她自己的書中寫道。
基德瓦伊是印度職場女性的先行者。數(shù)十年間，輾轉(zhuǎn)于澳新銀行、摩根士丹利、印度匯豐銀行的她曾有機會赴美國工作，但她仍然選擇留在印度。
Quartz報道說，盡管基德瓦伊指出銀行并沒有特別給予女性靈活的工作時間，甚至如廁也需要到不同的樓層，但是，她認為家庭親子護理方面，在印度是有保障的，家庭成員在這方面是得力的干將，這也使得印度職場女性比起其他國家的女性更易成功。
文章中還提及了與基德瓦伊處境相似的、現(xiàn)就職于波士頓印度咨詢公司的樸雅卡·阿加瓦爾（Priyanka Aggarwal），她也是印度大家庭生活的受益者。畢業(yè)于印度艾哈邁德巴德管理學院、曾供職于麥肯錫十余年的阿加瓦爾曾可輕易獲得移民機會，但她果斷地放棄了。阿加瓦爾表示，在印度這個國家，就職于大公司的女性較易取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狀態(tài)。出差時，婆婆可以幫忙照顧她的孩子讓她覺得壓力驟減。
家傭讓女主人從家庭瑣事中抽身
Quartz分析認為，對于印度成功職場女性這個小群體而言，支持她們開拓事業(yè)的第一股力量來自家庭成員，第二股則來自家庭以外。
文章稱，在印度，妻子通常被期望做大部分的家務，而大量的、廉價的家傭則讓女主人們能把時間與精力投入到事業(yè)上。
Quartz提及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現(xiàn)象，與西方國家的同階層人士不同，印度中產(chǎn)階級一般能負擔得起一眾家傭的費用。印度的大部分城市，每月1000盧比（約合97元人民幣）就可以雇一名女傭每天做一小時的清潔工作，由此可見印度家政服務的低廉。
Sheroes網(wǎng)站（一個專為女性找工作的網(wǎng)站）創(chuàng)始人塞麗·查哈爾（Sairee Chahal）告訴Quartz記者稱，她有一個全職的保姆，還有一個司機，她為保姆提供很好的薪酬，但要是在美國，做到這必須得很富有。
類似地，從事銀行金融業(yè)二十余年的斯密塔·薩海（Smita Sahay）也長期得助于同一名傭人。她表示，如果沒有家傭蒙蒂（Monty）這個得力助手，她可能不會出去工作。薩海每月向蒙蒂支付15000盧比（約合1460元人民幣），并負擔他的食宿，照顧他家人的生活；而蒙蒂也待她的孩子如己出，成為薩海家庭的一分子。
但是，對于家人和家傭，印度人的態(tài)度依然會有區(qū)別。該報道稱，職業(yè)女性對于自己的絕大部分家庭成員都有著絕對的信任，而對于家傭，她們則常常帶著警惕。
“像煮飯、打掃、洗碗、洗衣服、駕車送主人上班等工作被認為是傭人的分內(nèi)之事。如果出于照顧孩子的考慮，則會引發(fā)一些與信賴有關的問題。”文章援引阿布扎比紐約大學社會學家斯維薩?巴拉克利史能（Swethaa Ballakrishnen）的觀點指出。
去年，Quartz采訪了數(shù)十名上世紀90年代畢業(yè)于印度理工學院（印度最好的工程學院）的女性，由于找不到理想的家傭，她們幾乎都放棄了工作，做全職母親。對比起她們，故事中講述的這些女性是較為幸運的。
受益于觀念的巨大遷移
文章還指出，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能夠走出家門走上社會，得益于印度社會觀念的巨大遷移。
過去，一些行業(yè)，不僅限于印度，往往對身為母親的職員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家庭成員的保守觀念和不支持也會成為一個障礙。
但如今，自由主義傾向和日益增長的消費使得雙收入家庭模式成為一種迫切需要。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首席經(jīng)濟學家維羅尼克·薩姿-羅札慈荷(Veronique Salze-Lozac)曾表示，同韓國、中國大陸與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一樣，印度對職業(yè)女性有著非常高的期待。幸運的是，這一趨勢也使得更多的現(xiàn)代化的、支持此舉措的家庭積極參與其中。
38歲、正準備建立日托中心的卡莫爾·普里特·穆佳爾（Kamal Preet Munjral）對Quartz稱，夫家在她上課或者做研究期間會幫助照顧孩子，這就每天為她省去了6個小時，接送孩子、打理孩子的膳食、帶孩子到公園游玩放松都是大工程，在這些方面長輩做得更好。
Quartz稱，母親的殷切希望也是這些婦女走向成功的關鍵。通常，這些職場女性的媽媽或是婆婆生活在已婚女性外出工作不能被社會接納的年代，她們不希望下一輩再像自己一樣不能受到教育，或在職業(yè)生涯中受到巨大限制。
位于新德里的國家時尚工藝學院的系主任范達娜·納蘭（Vandana Narang）向Quartz記者表示，自己的媽媽是政治學的研究生，但自她出生之后她只能放棄工作，由此當納蘭面臨同樣的問題時，媽媽勸她安心工作，希望她能走出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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