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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從個人偏好到組織公正的轉型
論文關鍵詞 “浙商” 個人偏好 組織公正 轉型論文內容提要 隨著經營環境動態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強，“浙商”發展面臨著從個人偏好向組織公正轉型的重要任務。本文結合“浙商”經營環境，描述了“浙商”組織公正建設對企業內部信任建立、人員管理效能提高、勞資關系和諧等的意義，認為組織公正建設是“浙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最后，通過對組織公正內涵的分析，提出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動公正為“浙商”組織公正的關鍵要素，討論了組織公正研究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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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均等問題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據，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約為0.45，社會底層20％的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最富裕的20％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0％，社會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①。在這種狀況下，由于分配機制、財產分布、教育機會、福利報酬等不公平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引起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潛在社會風險。有關公民衡量社會合意性的公正問題研究②，對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
企業作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其內部公平性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個體的社會不公正感往往與其在企業內部感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有關；維護社會公正的政策、措施也需要通過各類型組織的內部消化和貫徹執行，才能有效發揮其社會調節作用。因此，組織公正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環節，組織公正建設有利于協調企業內部員工關系，維護低收入群體的權益，解決農民工工資等突出社會問題。只有組織公正才可能有社會公正，只有各類型組織的和諧發展才會有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組織公正不僅是決定企業內部信任及和諧關系的重要因素，而且會影響和諧社會的建立③。有些學者甚至把組織公正及與之相關的信任提高到影響和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層面④。
“浙商”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優秀群體，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一些制約進一步成長的瓶頸也橫亙在浙商面前，表現比較突出的有高技能員工短缺、收入差距增大、勞資糾紛增多等。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多重要求下，新“浙商”除了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外，還要能夠引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經濟、文化和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浙商”企業如何做好組織公正建設，超越以往創業過程中的個人偏好，創建和諧的企業內部勞動關系，對“浙商”的可持續發展和本土化組織公正理論體系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二、從個人偏好到組織公正轉型——“浙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被稱之外“草根經濟”的“浙商”企業，如果說敏銳的直覺幫助他們在以往市場機會多、環境相對穩定的創業條件下獲得了成功，個體的“有限理性”和基于個人偏好的模式則可能會成為他們今后成長壯大的限制條件，因為他們將面臨更為復雜和不確定的動態環境；如果說“約束條件下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原則在過去使他們獲得了豐厚利潤，那么，如今，浙商主體決策必須考慮“事實”要素和“價值”要素的統一，滿足時代對企業社會責任、誠信經營、維護公正等主體價值倫理要求⑤。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浙商”必然會經歷從個人偏好到組織公正的轉型，從而突破發展瓶頸，有效改善生產關系，推動企業成長。
呂福新等（2004，2005）基于“浙商”系統研究提出的企業主體性范式為分析“浙商”轉型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框架。呂福新等認為“浙商”的興衰成敗根本取決于其主體性是否得到充分發揮，主體性表現為相關屬性與自主屬性的有機統一，主體相關屬性與自主屬性統一于孕育浙商成長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中?⑥⑦?。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浙商”面臨的經營環境動態性和不確定性越來越強。Knight等認為，由于環境的動態變化，企業經營總是處于風險和不確定性條件下，一些難以回避的企業風險往往與企業家的判斷緊密相關。企業面臨的外部風險和不確定性越大，企業家的自主屬性越能體現，他們能夠充分的展現其市場洞察、機會捕捉、資源整合、組織協調和不確定把握等企業家才能，在市場逐鹿中為企業帶來創新創業剩余產權；同時，基于企業家個人偏好的“有限理性”問題也會突現，一方面表現在隨著不確定性的增加，組織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認知能力邊界被達到⑧，企業家認知和行為能力適應動態環境變得困難，會越來越依賴直覺和“啟發式”（heuristics）。基于“啟發式”的行為方式在發揮個體敏銳直覺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陷阱。環境動態性、不確定性越大，個體理性的局限也暴露得越充分。另一方面，價值要素和企業家的價值判斷對組織經營行為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關鍵時期對“浙商”的道德品質、誠信經營、社會責任等提出了多重要求，從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利己主義”角度出發的個人偏好決策未必能滿足上述要求，企業家只有更加關注誠信經營與企業內部組織公正建設，才能滿足新形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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