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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對“勞動價值論”爭論雙方的質疑
論文關健詞:勞動價值論 生產力價值論 經典馬克思主義
論文摘要: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與其唯物史觀相統一，承認生產力決定性原理。(資本論》展述的價值理論體系實際是“生產力價值論”。在表達方法上它遵循“從抽象上升為具體”和“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原則，從抽象的勞動價值論出發，逐漸上升到對市場價格的具體把握。從勞動價值論推出剩余價值論，只是“生產力價值論”體系在某些限制下產生的一個支論，它并不否定生產力和使用價值的決定性。但近年來國內圍繞勞動價值論形成的許多研究成果，只把勞動價值論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不能解釋《資本論》一系列明確的論斷，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要求。
從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開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們一致認為勞動價值論(以下簡稱“勞價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剩余價值理論是“核心”。這在當年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目前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富裕(財富)是人民和國家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在理論經濟學領域，為維護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地位，仍擴切勞價論視作“基礎”，而作為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生產力價值論”呼之難出，甚至財富論被拒斥于價值論之外。另一方面，在勞價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的思路上，還出現了對后者的否定。據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確實是勞價論，但從勞價論明顯的片面性，只能導出以它為基礎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的結論。這樣，在當代中國理論經濟學界，對立的雙方在共同認定勞價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以下簡稱“基礎論”)的前提下長期爭論著。
筆者認定，既然主流方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自命，那么，先恢復《資本論》價值理論的全貌，應當說是題中應有之義。故本文先就勞價論是否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問題質問對立的雙方，希望能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一、馬恩以人為本的“生產力價值論”體系
“基礎論”的一個根本特征是在價值理論層面上完全離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來界定價值。在這種界定中，生產力及其決定性是不在場的，甚至“價值”被無條件地看成反比例于勞動生產力(率)。在中國，谷書堂教授是較早接受批評而悟察這一思路理論缺陷的人，他打破舊的思維定勢，力求把作為生產力承擔者的“勞動生產率”納人勞價論體系，提出“把勞動定義為由其生產的一定量的使用價值所體現的或支出的勞動量二勞動時間X勞動生產率，形成了中國“勞價論一元論”者向馬恩“生產力價值論”的空前接近，但又因自身邏輯矛盾和受到批評而滯步不前。至今在主流方那里，使用價值生產的財富論一般仍被放逐于價值論之外，單位時間內財富生產所體現的勞動生產率仍然被說成與“價值”完全無關。
有鑒于此，注目于《資本論》關于生產力與價值關系的論述，就成為我們澄清上述誤解的首要切人點。事實上，由于在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是決定性因素，因此，作為生產力承擔者的“勞動生產率(力)”及其與“價值”的關系問題，就成為《資本論》價值理論體系首先應闡明的問題。
在論及“相對剩余價值”時，《資本論》第一卷曾結合著使用價值和“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界定了“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在這里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
在這種界定中，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勞動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量成正比，與單位使用價值量生產時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反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用公式工表達如下:
公式工與《資本論》第一卷另一處關于“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的論斷也吻合，可知它不是馬克思偶然筆誤所致的判斷，而是其本意。而按照恩格斯“對效用和勞動花費的衡量”，正是“價值”的“全部東西”，也是《資本論》的科學論證所在。于是，公式工右端所展開的對效用和勞動時間的衡量，正是“價值”概念的“全部東西”，即在馬恩的思路中，“價值”直接就是“勞動生產力”。這就是我們把馬恩價值理論說成“生產力價值論”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把公式I擴展成公式Ⅱ：
公式Ⅱ首先表現著馬恩“生產力價值論”之中各主要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
對公式Ⅱ所體現的“生產力價值論”，《資本論》的表述采用了“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于是，勞動產品只是“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它們“就是價值—商品價值”。在這里，勞價論的確只是生產力價值論表述的一種抽象出發點，而不是馬恩價值論本身。隨著《資本論》第二、三、四卷的展開，《資本論》價值理論體系逐漸加進對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的考察以及效用對價值決定性的論述，使抽象價值上升為具體價值岡。其中包括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明確地說:“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這與第一卷的勞價論不同，使用價值的決定性十分明顯。《資本論》價值理論體系的這種表述方法，也是其“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原則的體現，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歷史展開中，勞動價值起決定作用的時段只限于市場經濟興起的初級階段，后來市場就被具體價值所決定，所以，《資本論》也就照此次序展述價值理論。對此，馬克思本人也直言不諱:“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于它們的價值(指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引者)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此看來，晏智杰教授認為勞價論只適應于古代市場經濟，不適合于當代市場經濟的論斷是正確的。
《資本論》通過對商品拜物教的明確批判，實際上也展示了自己的價值理論是以人為本的體系，即它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堅持生產力價值論，而在社會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關系問題上，則堅持以人為本。本文僅論述前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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