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無標準之美從美的主客觀性談話語權的問題

淺論無標準之美從美的主客觀性談話語權的問題

摘要：歷代關于美的主、客觀之爭，眾說紛紜。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際上是有關話語權的問題。堅守客觀說，認為美是有著客觀標準存在的，有種話語霸權在里面。以一己之見否定他者，這往往是精英[1]的行為，總是想要壟斷文化，力圖干涉控制大眾[1]文化。其實，美本來就是不確定的，審美判斷本身是多元性的。

關鍵詞：美的主客觀性 話語權 審美判斷 精英 大眾

　　美是什么？因不同的理解，定義得不確定，究竟怎么界定美，美是主觀還是客觀的，千百年來爭論不休，眾說紛紜。
　　主觀說認為美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它和審美主體有關，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即“我認為這幅畫是美的”；客觀說認為美是一種客觀呈現，它由審美對象本身決定，可以表述為“這幅畫是美的”，這里美是一個表語，美是事物的一種屬性。當然還有堅持折中說，既承認個人的主體性與價值的多元性，又相信人的審美價值判斷又有著共通性。即美關于理論上的主觀性（相對主義）和體驗上的客觀性（客觀價值的美丑標準），這是一種比較現實的折中說法，這里我們就不多說了。下面主要談談關于美的主、客觀性性與話語權的問題。
　　從某種角度說，關于美的主、客觀之爭，實際上是有關話語權的問題。認為美是主觀的，即承認美的多元性與承認審美判斷的非唯一性。堅持美是客觀的，大都是站在某一立場，從自己角度出發，否定其它價值判斷，這是種話語霸權。其認為美有標準，那么這個標準是由誰定呢？很顯然，誰制定這個標準誰就等于掌握了美的評判權力。而很明顯，通常這個關于審美判斷的話語權是由所謂精英階層來掌控和壟斷的。
　　就實際歷史來看，也確是如此。古今中外歷來關于美的爭論與藝術的功用說問題大抵都是這方面的印證。美的主客觀與話語權的關系這個問題，具體地反映在美的標準上來說，可以看出，通常所稱的藝術美只是精英們的一廂情愿的判斷，但是因為精英階層的社會地位與各種資源優勢，其標準往往會成為社會的標準和正統美學的范本。而承認自然美與承認審美判斷多元的人基本上可以說站在大眾的角度的。而且，在我看來，“美學”一詞本身就是一個精英式的判斷概念。“藝術”亦是精英階層的特有資源。在歷來的美學爭論中，對主客觀不同觀點是可以分作精英立場與大眾立場的不同的。堅持客觀說者即把文藝與美學等看作一個工具，承擔著社會教化和道德規范等多重教育意義。統治階層規定一個他們制定出來的標準，讓大眾接受并遵守，為的是便于管理。而堅持主觀說者，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沒有功利目的的，他們是站在人的立場上，承認人作為個體的獨立性與關于美的價值的多元性，這才是真正站在一個客觀純粹而非階層的立場上去純粹的看待美學的，這樣才能真正的享受各種各樣的真正的美，而不是概念和定義上的被規定的所謂美。
　　先從西方說起，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就是一個最早和最典型的“文藝的社會功用說”的持有者，他認為“文藝必須對人類社會有用，必須服務于政治，文藝的好壞必須首先從政治的標準來衡量”。[2]他的哲學和美學思想都是在雅典民主勢力上升時代從維護貴族統治的基本政治立場出發的。他認為，世界分為理式世界、現實世界、藝術世界，而理式是最高的層次。“只有貴族階層中文化修養最高的人（‘愛智慧者’）”才有福分接近這種高不可攀的“理式”，只有根據這種理式，在人身上才能保證理智的絕對控制，意志和情欲的絕對服從。從其統治階層立場出發，“柏拉圖鄙視理式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視與肉體有關的本能、情感和欲望。鄙視哲學家和‘保衛者們’以外的勞苦大眾，鄙視哲學家的觀照以外的實踐活動以及和實踐活動有關的技藝。”[3]
　　“柏拉圖在西方是第一個明確地把政治教育效果定做文藝的評價標準，對盧梭和托爾斯泰的藝術觀點都起了一些影響。近代許多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往往特別攻擊柏拉圖的這個政治第一的觀點，其實一切統治階級都是運用這個標準，不過不常明說而已。”[2]是的，柏拉圖只不過是直率而明確地堅持著“文藝的功用說”，其關于美的標準化與對民眾的控制意明顯而直露。其實，堅持美是客觀的這一觀點的許多人又何嘗不是和柏拉圖一樣實行著“話語霸權”，以自己的精英立場去規定美的標準呢！歷代精英階層幾乎無不規定著各自的美學定義，然后去品評其它和否定著大眾美學與文化，甚至是因其掌握著話語權而替其他群體“代言”，不許其他話語與不同聲音的張揚。對于歷來的統治階層來說，更是要制定自己的美學規范，以正統思想與美學觀念來取代大眾的標準，從而達到控制大眾的思想行為的目的。
　生在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的賀拉斯承認“詩有教益和娛樂的兩重功能”，但其仍舊很強調美的標準化和文藝的“合式”。賀拉斯認為“合式”（decorum）或“妥帖得體”是詩所必不可少的品質。“合式”這個概念是貫串在《論詩藝》里的一條紅線。“‘合式’牽涉到文藝標準問題，合什么‘式’呢？這‘式’是由誰設定的呢？它是否一成不變呢？……賀拉斯的“合式”概念畢竟還是奴隸主階級意識的表現，合式其實主要是合有教養的奴隸主的“式”。當時文化日漸發達，下層階級已開始參與文藝活動，他們的趣味和要求（他們的“式”）已開始發生影響；在賀拉斯看來，這不免破壞“合式”的準則。”[4]他一再感嘆，“試想一些沒有教養的鄉下人出來度節日，和城里貴族們混在一起，你能指望他們有什么文藝趣味呢？”[4]其“合式”的理想是和羅馬貴族的生活理想分不開的。
　　在中國也同樣，作為正統文化的儒家文化，對美的看法，即屬于客觀說。正統文藝一向是站在貴族和統治者的立場上去闡發文化、美學等的。因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主流文藝、美學天生被賦予歷史的使命，命定得做政治的附庸，社會的投影。從來的是“文以載道”、“主題先行”、“倫理綱常”……“《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在反復演繹與抒寫中，不停給文藝加上各種枷鎖，而不能使文學真正面對真實的世界、本真的人性，去對人生作“無價值、無功利”的判斷。
　　儒家思想要的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秩序。《論語》中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等語，均是所謂周禮貴族中關于美的好的標準。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精英階層一直站在文藝、美學締造者的高度，試圖以自己的價值判斷控制大眾的審美情趣，自以為是地承擔著引導與教化民眾的“重任”。
　　但精英階層真的如愿壟斷了關于文藝等的審美判斷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民眾的力量是巨大的，民間文藝的偉力是深厚的，民俗、民間藝術的魅力是無窮的，美的生命力是頑強而倔強的，無法忽視和壓制的。大眾文藝、民間美學、風俗文化，美頑固的保存著自己的生命形式，代代延續。
　　而西方古典美學的奠基人康德，同樣堅持美是主觀的這一看法。他認為判斷一個對象是否美，不在于對象本身特點，而在于我們動用什么樣的心意，即審美的魅力在你心里，它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從質的角度來看，鑒賞判斷是無利害的愉悅；從量上來看，鑒賞判斷是不憑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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