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勢的現象學：從胡塞爾、德里達到亨利
摘要：手勢的地位、意義和作用在現象學運動中經歷了奇特的變遷歷程。在胡塞爾那里手勢因其含義的模糊性而被排斥在表述之外，淪為第二性的、可有可無甚至是有害的東西；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讓包括手勢在內的所有不在場的指號“補充”、“冒充”并“頂替”到在場的表述之中，從而形成表述與指號的延異運動。手勢在這里擺脫了第二性的地位，它與表述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在M.;亨利這里，身體語言（當然包括手勢）一躍而成為第一性之物，成為胡塞爾的“表述”、海德格爾的“道說”以及德里達的“延異”的基礎。;關鍵詞：;手勢；現象學；亨利；生命的言說 ;
一只伸出的手，一雙張開的臂，意味著什么？這個幾乎用不著回答的問題在現象學上卻攪起一陣陣風暴，讓現象學運動的發展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其間的思想家也因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而展現出自己獨具特色的理論旨趣。胡塞爾、德里達和亨利（Michel;Henry）就是最好的例證。;
一．胡塞爾：“我們要將表情和手勢排除在表述之外……”;
胡塞爾對手勢的探討是在他的符號現象學理論中進行的。在《研究》之“第一研究”中，他一開始便把符號（Zeichen）這個概念劃分為不對稱的兩塊：表述（Ausdruck）和指號（Anzeichen）。它們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具有“含義”（Bedeutung），如表達觀念或一般對象的詞語或名稱，而后者則沒有“含義”，如鈕扣、紀念碑、紅綠燈等等，——當然，這并不是說指號沒有意義，而是說，指號雖然向我們指示了什么、指明了什么，或者說讓我們聯想起什么，但它并沒有與“含義”即觀念對象建立起一種單義的、明見性的關系。;
在胡塞爾的體系之內，這樣的本質性區分是顯而易見的，但隨之產生一個新的問題：我們在表述時常常伴有表情和手勢，它們是表述還是指號？它們有含義嗎？胡塞爾明確地把它們排除在表述之外，概括起來，原因有下列幾點[1]：第一，我在說話時所伴隨的表情和手勢是無意中進行的，它們并不帶有告知的意向；第二，當然，如果停止說話，單單使用表情和手勢，似乎也可以使周圍人理解我，但這并不能說明它們也像話語那樣具有“含義”，因為“在表示者的意識中與被表示的體驗”不“是同一個現象”，就是說，我想借表情和手勢進行表達的東西與對周圍人來說已經表達出來的東西是不一致的，——這里的“不一致”，是指必然的模棱兩可，是含義或觀念對象的不透明性，它不能通過在日常交往中偶然達成的一致而被否定；第三，即使周圍的人能夠對我的表情和手勢進行解釋并藉此了解了我內心的思想和感情活動，即使它們“意味著”某些東西，它們也仍然不具有含義，就是說，它們不具有確切的語言符號意義上的含義，而只具有指號意義上的含義。;
總而言之，手勢和表情充其量是對體驗的“傳訴”，而心理體驗，如果我們認為它就是指表述的意義或者表述的含義，那就錯了。實際上，具有意指功能和含義意向的符號是詞語或名稱，手勢和表情總是指示性的、聯想的和模棱兩可的。因此，胡塞爾堅定地指出，“我們要將表情和手勢排除在表述之外”[2]。于是，手勢和表情被胡塞爾從表述中分離出來歸入到指號之中。;
二．德里達：“它們的交錯是原初的……”;
無獨有偶，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中也對胡塞爾的符號理論抱有極大的興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本著作的副標題上可以看出來：《聲音與現象——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符號問題導論》），但他的理論旨趣與胡塞爾的是根本異質的，如上所述，胡塞爾以“含義”作為界標把表述與指號（包括手勢和表情）區分開來，而德里達則傾全力證明這種區分是非法的，表述與指號是原初地交織在一起的。;
德里達思考的起點正是胡塞爾的“第一研究”。他正確地指出[3]，在胡塞爾看來，手勢和表情是一種非意識、非志愿的指號，它是一種竊竊私語、一種含糊不清的嘟嘟囔囔，它不符合語言的最終目標（telos）：意指（bedeuten）或“想說”（vouloir-;dire）[4]。;
“意指”或“想說”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最終目標？為什么恰恰是含義而不是其它的東西成為指號與表述之間的分界線？對于這樣的課題，德里達認為[5]，胡塞爾一直都是進行正面的推演和證明，但他從未對它提出過質疑。如何質疑這種分界線及其對指號與表述的劃分呢？德里達采取了欲取先與的策略，他首先肯定了胡塞爾的思路，即[6]：;
語言的原初職責在于完成交往的功能，但人們在交往中遇到諸多障礙，比如他們相互之間的體驗和心理體驗及其在這兩種體驗之間起著中介作用的“話語的物理方面”。如何克服這種不透明性和障礙而完成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呢？只有當說者在說話時進行了賦予意義的行為，而聽者也理解說者的意向時，交流才能發生。;
然后，德里達把胡塞爾的這一思路推向極端，意向或意指之所以成為表述與指號之間的分界線，是因為意向永遠對自身在場，換言之，;
“每當賦予意義的行為、激活性的意向、‘想說’的活的精神性并不完全在場的時候，指示都會存在”[7];
這樣，德里達便認為自己找到了胡塞爾思考的隱秘構架。那么，如何解構這一構架呢？德里達一方面從符號學出發進行解構，其主要思路如下[8]：既然胡塞爾認為符號的本質在于含義，含義就是一般對象或觀念，而觀念是無限可重復的，這也就是說，自身的當下在場是一種永恒在場、重復在場、同一在場、原感知的在場或體現的在場，想象、再現和當下化（Vergegenwaertigung）與它們相比是一種第二性的東西，德里達問道，在當下和永恒之間難道不是已經插入了某種非在場嗎？如果重復和永恒依賴于想象和當下化，那么可不可以說，非在場的東西不僅嵌入到在場之中，甚至還是在場的前提？;
另一方面，德里達從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的內容出發對“自身的當下在場”這一表述中的“當下”（Gegenwart）進行解構[9]：由于胡塞爾承認當下只有與滯留（Retention）和前攝（Protention）在一起才能構造一個完整的現在，而滯留或前攝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當下，因為滯留已經離開當下，雖然在瞬間之前還在當下中進行，而前攝也不在當下之中，盡管它在瞬間之后就能成為當下[10]。;
這樣，德里達通過符號學和時間性兩個進路便完成了對自身在場這一構架的解構。在這之后，下面的結論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因此，表述并不作為一個層次補充到一個先表述意義的在場之中，同樣，指示的外在也沒有偶然地影響表述的內在。它們的交錯是原初的，這種交錯不是方法性的關注和耐心的還原能夠摧毀的偶然性聯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