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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的效力
限公司章程對部分股東的股權轉讓權的限制條款的效力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是怎樣的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下面一起來看看!
《公司法》的修改大大拓寬了公司自治的范圍，另一方面也為以“自治”為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埋下隱患。根據《公司法》第72條第4款的規定，有關通過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是否有效的爭議已經基本平息。但如果除被限制權利的少數股東以外的其他多數股東合意通過或者修改章程，對這少數股東的股權進行限制，是否有效?如果章程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方面之外，對股東權利進行其他實體性限制，其效力又如何?
一、學理分析
研究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的效力問題，必須從有限公司章程的性質入手，學界主要有契約說和自治規則說。契約說認為章程是股東依各自意志和利益需求，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就有關權利義務達成的協議，因此，公司章程生效后不僅對發起人有約束力，對其他相關股東也同樣有效，其效力來自同意章程發起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公司本質上是契約性的。自治規則說主張公司章程是以資本多數決為基礎，根據國家賦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權而制定的規范公司組織和活動的自治規則 。筆者認為兩種學說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限制性，在公司成立之前，通常表現為發起人契約，而公司成立之后，公司章程就更接近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自治規則。從司法實踐看，法院也主要解決公司設立過程中的糾紛主要依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而在公司存續期間主要依據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關規定。
二、實證分析
各地法院在司法過程中對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效力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類：(1)根據原公司法第38條第10項、第44條的規定，股東會有權修改公司章程。股東會決議一旦形成，不論贊成還是反對的股東，均應受此約束。(2)股權的處分權是股東固有的財產權，他人不能以資本多數決的方式處分該權利，除公司已與股東達成合意外，應當確認章程相關條款對于異議股東沒有約束力。(3)股東會決議不能處分股東的股權，但應確認股東會決議整體無效。其理論關鍵點都在于是否應承認資本多數決原則。
自1843年英國“福特訴哈伯特”案以來，法學界逐步形成公司事務資本多數決的核心理念。 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常認為股東的章程行為具有兩面性，典型的如江蘇省高院民二庭的《審理有限責任公司治理結構案件中的三個基庫問題》一文：“股東權的整體處分非股東同意不得以資本多數決予以強制處分，則是民事權利保護的應有之義。”“在公司與修改章程時投反對票的股東之間，并未建立任何合同關系，以資本多數決原則通過的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不能約束反對股東。” 上述意見實質與最高院的官方意見一致：“公司章程是公司內部契約，是當事人就公司重大事項的預想，根據實際情況通過多輪反復協商達成的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的妥協，包含著決定公司今后發展方向和權利分配等重大事項，有理由得到尊重。” 如此勢必使《公司法》實踐陷入困境，因為不應當出現公司的章程對投贊成票的股東有效而對投反對票的股東無效的荒謬局面，資本多數決的章程行為的結果一經形成，其效力即已確定，參與表決人事后態度豈能改變?
三、結論
首先，有限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的限制性規定應對所有股東有效。如果股東是公司章程制定后加入公司的， 表示該股東在明知該限制條款的情況下仍選擇加入公司，則表明股東承認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的限制， 并愿意接受這一限制，自然受章程規定的限制。如果股東加入公司之后，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做出股權轉讓限制，并且股東在修改公司章程時對此表示反對，但如第二部分所述，資本多數決原則認為公司章程對公司全體股東均發生效力。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通過退出公司來救濟自己的權利。這就引出了第二個結論，公司章程對股東轉讓股權的限制條款還應該存在限制，也就是“限制的限制”。這點上，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大陸法系大部分國家的做法：如果章程對股權內部轉讓的限制， 只能做出低于法定限制條件的限制，不應當高過法定標準;對于股權的對外轉讓的限制，章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不得低于法律的規定。最后，對存在濫用資本多數決原則的可能性，還應該存在一個法律上的限制規定，即只有在有限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的限制規定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公序良俗以及公司治理的本質的情況下， 才能認定該限制條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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